从博物馆正门开始，两列队伍蜿蜒浩荡三四百米，排到了那棵著名的黄桷树之外。馆内观众已经饱和，排队是限流的必要举措，看这个情形，没有一两个小时，怕是进不了博物馆大门了。心里有些发怵，本能地想逃，脚却不听使唤：这个特展，天天爆棚，今天不去，又要等到何日呢？一番踯躅，身体已经到了队伍的最末端。

　　这是端午小长假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中午十二点，恰逢夏至，日光却并不强烈，成都博物馆金黄色的建筑体一半被朗照，一半在阴影里，人在队伍中，并不感到特别难受。早就知道这是成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格最高的一次特展，全国兄弟文博单位纷纷出手，献出了自己的当家宝贝，二百二十件展品当中，九成以上都是珍贵文物，光国家一级文物就有七十多件。成都是文化名城，这些年成都及周边地区文博新发现更是惊喜连连，不说别的，仅一个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就号称“再醒惊天下”，成为流量担当，锁定全球眼球将近两年。成都市民也是惯见大世面的了，一般性的文化展会，他们会以平常心泰然处之，但是遇见特别的、罕见的展会，就会回归到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根本不需要引导，迅速用脚投票，让这个文化现场成为全民网红打卡地。而这样的展会，一定也是全国瞩目的文化事件。

　　纷至沓来的脚步，当然不只局限于成都人、四川人。比如当下的这个汉字特展，据说有一半观众都来自省外。

　　“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特展就是这样一个文化事件。说文化事件，一点儿也不夸张，观展人次突破十万，成都只用了七天！

　　我早就想来看这个展了，文博圈的朋友却劝我缓几天再看。“摩肩接踵，人满为患，只能看到人头，完全看不到文物！”我自然被吓退了。朋友给出“观展黄金定律”：“至少要在开展一个礼拜以后，避开节假日，最好是中午或下午闭馆前去。”我照单全收，于开展十一天后的工作日正午十二点，出现在了成都博物馆，然后呢？然后我想撤退，但是想到往后几天是端午小长假，想到辛弃疾唯一遗墨《去国帖》很快将要撤展，想到专业人士“观展黄金定律”惨遭人群碾压，于是，像一滴水融入洪流，我在成都博物馆门口的夏至里，像个哲学家一样，且行且思。

　　说来也巧，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位坐轮椅的残疾人，四五十岁的样子，被他的亲友推着前行。无意间听到他们几句对话，心里很是感佩，原来残疾人一直都在坚持练习书法，现在还是某个老年大学的书法老师。他们来自距离成都三百多公里的广元青川，尽管行动不便，还是赶动车到了这里。两个人说说笑笑的，看起来就像在奔赴一场盛大的约会。我忍不住向他们建议：你们完全不必要排队，可以直接到检票口跟工作人员说明情况，甚至说都不用说，工作人员一定会优先让你们进去的。

　　“如果你们觉得有必要的话，我也可以陪着去跟工作人员说明情况。”我觉得自己真的有必要为他们做一点儿什么。轮椅上的中年人扭头连声说谢谢，但同时坚定地表示，没有必要享受特殊待遇，他们是专程来看展的，时间也还充裕，不必牺牲别人权益来成全自己的私利。话很文气，却很真诚，显然是经常向人表明同样的态度。面对残疾人，或者行动不便、有特殊困难的人群，社会的整体宽容和特殊照顾，是文明的标志，而受与者本着不给社会添麻烦的善心，甚至是完全将自己当作社会生活中正常的普通公民，我想这体现出了更深厚的文明。我们今天是去奔赴一个关于文明的展会，但是，文明又何止于在厅堂之内、高阁之上、文物之中？

　　良渚文化是中国人胸口上永远的朱砂，比红玫瑰更美，比胎记更深刻，比勋章更荣耀。我们动辄说“中华文明五千年源远流长”，良渚文化距今多少年？四千三百年到五千三百年。

　　它是一只黑陶罐，直口、高领、鼓腹、平底，颈下部饰凸弦纹一周，两侧有对称贯耳，为浙江良渚文化典型器物。在玻璃展柜的强光下，它是那样的粗糙、普通，特别是下腹部位置，有四个类似孩童涂鸦似的刻画符号，更显出这个器物的笨拙、凌乱。但恰恰就是这几个刻画符号，让不起眼的黑陶罐成为国家一级文物。符号显然是在陶器煅烧成型后被人用锋刃刻画上去的，笔画都不多，在十画以下。比起山东大汶口出土的陶罐上那个集合了山月日形状的符号来，此四个符号显得简洁、抽象。从写法上看，四个符号体现出先横后竖、先左后右、先上后下的特点，所以，这四个符号确实更像是文字学意义上的“字”。另外，四个符号虽然不是完全水平线意义上的整齐排列，但也大体集中整齐，想来，如果不是先民的无意识涂鸦行为，那么这些符号就应该被视为词组或短句，是一种清晰的叙事刻符，有点儿类似婴儿在哇哇吐字后，突然开始咿呀成句。

　　这是一次巨大的突破，是古人在试图把眼目中的山川风物逐一归位于手上刻符之后，又一次壮丽的奔赴。像涓流终将汇进汪洋，像朝阳终将刺破黑暗，良渚先人们终于让刻符实现了从画图表意到造句叙事的突破。“书画同源”是没有错的，但似乎从这一刻起，书与画各怀使命，分道扬镳了。画是不直接说话的，而书——此处的书，是指最早期画出来的字——的根本目的就是将单一的字词串联成意思，也就是说话、叙事。字若不成句，字与画就没有本质区别，字连成了句，人类就有了沟通、交流的媒介，在共同的威胁和利益面前，人与人之间不再各自为政，而是抱团取暖。凭借文字、语言、思想、谋略，人类在与野兽的惨烈角逐中胜出，成为万物的灵长、地球的主人。但是其后，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人开始了更为惨烈的互相厮杀，因为人们深深明白，人类最强大的敌人，一定是操不同口音特别是使用不同文字的同类。在文明的进程中，社会发展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人类战争史，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事情。文字，“罪”莫大焉。但文字又是何其无辜——单说这一个“字”字，三千多年来完全没有变异，就是一个孩子出现在了屋檐之下。“字”，造字的先人把它塑造成一个初生的孩子，寄望他以婴儿的视角和热切面对辽阔山河、静穆岁月，盼望他成长，栉风沐雨，勇敢坚强，但无论怎样跨山越海、驭风驰雷，都要记得回家。

　　字，就是屋檐下的孩子。这是多么温柔美好的愿望啊。只能说，后人不该辜负先辈的美意。

　　良渚遗址发现的刻符黑陶罐很多，我偏偏就看见了这一个。我与它定然不是偶然遇见，那四个符号，看起来是那样熟悉亲切，那些笨拙淘气的刻痕，一笔一画都像是回家的路径，隔着四五千年岁月，依然那么鲜明热切。我突然有些明白大家排队踊跃看展的意义了，就如同返乡回家，哪一位在外漂泊的游子，会因为路程遥远、舟车劳顿而放弃回家呢？恐怕都会把那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兜兜转转、马不停蹄的急切奔赴，与近乡情怯的慌乱羞涩，当成一种享受吧？汉字展真的不同于其他文博大展。其他展上的宝贝，虽大名鼎鼎，如雷贯耳，毕竟素昧平生，生疏得很。汉字展上的主角，天天都在跟我们发生联系，是熟得不能再熟的家人、亲人。呀，真的是越看越欢喜。

　　展览分为四个单元，分别是——“源”“远”“流”“长”。图为观众参观展览。 中新社记者 安源 摄

　　国际通行的考查古文明的要素，是城市、文字、祭坛或庙宇，三者缺一不可。甲骨文是我国被公认的最古老的文字，但其历史只有三千三百年到三千五百年左右，那么为什么要说“五千年中华文明”呢？各方面的阐释都非常丰富和充分，我不想做道理的搬运工，但是此刻，在这只良渚黑陶罐面前，我突然茅塞顿开：这些刻符，不是图案，不是涂鸦，不是无意识的涂画，它就是完整意义上的文字。它在试图让“符号”从象形具象走向会意抽象，又在试图建立标准化规则，通过简单的个体刻绘（此处似乎应该说书写了）达到表意沟通、外界通识的效果。从单一的个体字符走向了四字词组，从圆弧画符走向方正立字，这就是汉字的婴童模样。不是胎儿，我们常说甲骨文脱胎于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但我分明已经听见黑陶罐在开口说话，所以不是胎儿，是婴儿。汉字已经出生，正在舒展身姿牙牙学语，是的，他口齿不清，语音语调也令我们十分陌生，但他无疑发出了声音，而这种声音一定是我们古中国人的声音。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汉字的发明和使用将彻底结束人类的蒙昧，汉字的荣光将神圣地照耀华夏儿女千秋万代，我似乎看到甲骨文蔼然含笑地迎面而来。

　　这无疑是一只相对完整的上古龟甲。褐黄色的背甲上，主纹路呈一“王”字造型，中间那一横，尤其深刻清晰；下面的横笔，被一道短竖串联，与再下面的笔画构成了叉腿站立、双臂舒展的象形文字的“人”字造型。但这只是纹路，并不是文字。背甲上有大小孔洞若干，边缘有残缺。初看，除了上面没有文字，与其他古龟甲无异。不解它为何会出现在序厅如此显赫的位置，一看简介，立刻倒吸一口气，束手恭立，急切凝视。

　　我找到那只眼睛了，龟甲的左腰部位置，一只眼睛安静地与我对视。不需要辨认、甄别、解读，它就是一只眼睛。八千年前，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上生活的先民们，在这只龟甲上画了这么一只眼睛。为什么要画？为什么只画一只？有人说可能与巫术有关。作为人与鬼神之间通灵交流的媒介，巫术一向秘不示人，只存在于王权神权等特权阶层，镌刻着甲骨文的龟甲，当它完成占卜问卦之后，是要被秘藏或被集中销毁的。统治阶层宣扬王权神授，神是怎样授权的，道理都在龟甲上，但是就不告诉你。

　　贾湖龟甲上的这只眼睛，是人神之间的一座渡桥吗？八千年来它一直未曾合眼，那么它看见了什么？

　　一定看到了四目仓颉。仓颉是黄帝的史官，论岁数是比贾湖龟甲小三千五百岁的后生，有感于黄帝军令在传达过程中失真导致战争失败，痛下决心发明文字。“观奎星圜曲之式，察鸟兽蹄爪之迹”，天雨粟，鬼夜哭，龙为之跃动，文字的发明让魑魅魍魉无以遁形，让丰收成为天意，让混沌蒙昧的天宇之间，出现了澄澈如洗的人的凝眸，以及晓畅明亮的人的交流。

　　人类最伟大的成就是发明文字，文字让人类的活动和思想成为信史。文字除了记录人类活动、思想和科技进步以外，还把感情和观点引进历史。仓颉是神话中的人物，文字肯定不是他发明的，文字的发明一定是勇于改变现状的先民们代代智慧累积的结果。长了四只眼睛的仓颉，无非是后人的一种借喻，大地磅礴无边，岁月千秋万载，两只眼睛根本盛放不下，就让四只眼睛来收纳这一切吧。但是且慢，仓颉看见了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看见了，而仓颉用文字记录下来，一切就能与岁月共久长了。

　　一定看到了王懿荣。这位晚清重臣、金石专家，当他在中药里叫龙骨的龟甲上发现了刻画整齐的神秘字符时，电光石火般的震颤接通了他的任督二脉，也接通了复活一个三千多年前的雄强王朝的笔画密码。《史记》言，“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眼前的有字龟甲，难不成就是史书和传说中先人们的占卜工具？南书房行走王懿荣的满腹诗书，让他凝视龟甲的目光因惊喜而闪亮，因闪亮而仁慈。他急切地站起身来，敲开了一家又一家中药铺子的店门。罄尽家财，他搜集京城所有药房里的龙骨，累计有一千五百多块。虽然他并不能完全明白这些龟甲上的字符到底意味着什么，但他隐隐约约感知到，碾磨为齑粉的龙骨不一定能治病，但一定可以强心和壮胆；号称龙骨的龟甲尽管非常脆弱，但是或可以成为精神脊梁-彼时，腐朽的清王朝内忧外患、四面楚歌，特别需要一些精神力量来鼓舞人心。

　　但是王懿荣太天真了，就在他发现甲骨文半年以后，八国联军的炮火响彻紫禁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弃城逃窜，作为防务重臣的王懿荣不甘为俘虏，跳井殉国。还来不及破译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信息，他手中的龙骨就虚化为了所谓的文人风骨。当然这也可能是龙骨的价值之一，没有文字的流传和提炼，人等同于蒙昧的野兽，所谓的士大夫精神，所谓的文人风骨，肯定是难存的。

　　一定看到了王国维。王懿荣身后，刘鹗站了出来，罗振玉站了出来，王国维站了出来，郭沫若站了出来，一代代甲骨文大师接续钻研，就是为了破译龟甲上的文字到底是什么，有什么背景、意义。都知道那是问卜工具，但是问卜之外，也有叙事，一层层历史的迷雾被廓清，一个威风凛凛的殷商王朝扑面而来。

　　王国维是甲骨文前期研究的集大成者，他之前的罗振玉等人，主要成就还是辨字和释义，而王国维在二十世纪初期就开始以甲骨文为工具来研究殷商历史，证实了《史记·殷本纪》里所记录的殷代世系的真实存在。以他的研究为重要标志，中国新史学在甲骨上的道道刻符、声声问卦中奠基、形成。可惜王国维也选择了自杀。王国维之死充满玄奥，历来颇多解读，我们遗憾他在众多学科领域取得突破性成就之时的戛然而止，特别遗憾他的甲骨文研究事业的终结，以他的宽阔视野和学贯中西的功力，甲骨文研究本来是可以少走很多弯路的。王国维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人间词话》的作者，他关于人生的三层境界之说，至今依然在不断流传。不知道他本人自沉昆明湖，又是哪一块龟甲上的哪一道裂纹，宿命般锁定了他的学术之殇？

　　一眼八千年。此刻，我凝视着贾湖龟甲之眼的凝视。贾湖遗址总共出土十七件刻符器物，其中龟甲刻符九例、骨器刻符三例、石器刻符二例、陶器刻符三例。专家们称，贾湖遗址的发现再现了淮河上游八九千年前的辉煌，与同时期西亚两河流域的远古文明相映生辉。这一只龟甲上的眼睛，与甲骨文的“目”字是那样的相似，它们之间存在什么关联吗？如果这种偶然的、单一的刻画很难被认定为是文字或者文字雏形，那么这样一种“注目”形态之承，这样一种龟甲载体之续，八千年的天地寥廓、风云际会，又何尝不在汉字中国的审美凝视之中？

　　无法形容那样的美好，只是觉得自己会整个地傻掉，手足无措，目瞪口呆。青铜器闪烁出来的绿光，并不耀眼，甚至可以说非常暗淡，但是，它具有一种由外向内收摄的魔力，你会被那抹绿光所吸引、吸纳，甚至吞没。像美好的女子，你看上一眼，目光就再也收不回来，你沦陷其中，无法自拔。青铜器的绿，不是天然调和出来的，它是铜锡合金，本来的颜色是金黄色，但是它们都出生于三四千年前，被时光之手反复摩挲，在黑暗的泥土里，经过数千年的长眠最终出土重光，身上就披染上了这样的绿色铠甲。没有这身铠甲，它很难重现人世，而正是这样一身铠甲，让它荣光加身，无人不对它顿首叩礼。

　　没有人能打败时光，青铜器也不能。但是青铜器可以抗衡时光。青铜器之绿，与其说是一种色泽，不如说是一种时光。幸运得很，我们居然可以具象地、奢侈地看见时光、品味时光。

　　青铜器是历史给后世的慷慨馈赠，那么大的器物在几千年的人事代谢、山海嬗变中没有湮没损毁，不能不说是奇迹。但仅说是奇迹，也是不对的。客观地讲，青铜器之返世重光，与其说是奇迹，不如说是命定。换句话说，制造青铜器的人，特别是下令制造青铜器的人，早就谋定了要让青铜器与日月同光，永垂不朽。谋求不朽，正是制造青铜器的本质意图。看看青铜器的铭文就知道了，他们歌颂历代帝王的丰功伟绩，歌颂列祖列宗的嘉言懿行，歌颂自己的勤勉耕耘，祝福子孙瓜瓞绵绵、永绥吉劭，为的就是万古流芳，并以之为媒介，接受后人们的感恩戴德。他们知道，铜锡合金不惮于风刀霜剑，不腐于流水黑土，也不大容易被人为损毁，毕竟它乃庞然大物，而且自古就以礼器兵器之身，被赋予神圣尊贵的内涵，损毁青铜器，恐怕要给自身带来血光之灾。所以，青铜易主，不是新主如获至宝，将之供奉膜拜，就是被厚土沉埋，静待下一次重生。

　　青铜器最早产生于新石器时代后期，鼎盛期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一般来说，青铜器可分盛物用的容器、宗庙祭祀用的礼器和打仗用的兵器。青铜器的数量可以表示身份地位的高低，青铜器形制的大小也可以显示出权力的等级。青铜器中，最重要的器类就是鼎，成语“问鼎中原”“一言九鼎”“钟鸣鼎食”“扛鼎之作”“革故鼎新”等，都显示出鼎的重要性。

　　青铜器上镌刻之铭文，亦即金文，肇始于商代后期、西周早期，数百年间，蔚成风尚。金文与甲骨文有一段时间是重合使用的，也就是甲骨上的文字被镌刻到了青铜器上面。随着时间的推移，金文与甲骨文有了较大差别，金文更简洁，造型更丰美有致。从书法角度来讲，金文线条遒劲，字形圆润丝滑，已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并不是所有青铜器上都有铭文，但有铭文的青铜器，特别是铭文所载填补了史载空白，或者证实了史料记录，其价值往往更大。

　　从通常角度上讲，金文是继甲骨文之后出现的第二种字体。甲骨文是王室问卜于鬼神祖先的神秘文字，是不对外展示宣扬的，而金文则是正襟危坐、作古正经的庄重叙事，叙述的目的就是为了展示、流通和传之永远。在被发明和秘藏了多年之后，汉字终于以皇皇乎伟哉的气象，高视阔步地走进民间，它来势凌厉，直奔主题：追求不朽。

　　眼前是另外一具大国重器：史墙盘。高十六点二厘米，口径四十七点三厘米，盘深八点六厘米，重十二点五公斤，系西周共王时期器物。跟我心仪的青铜器的青绿不一样，史墙盘通体乌黑油亮。专家解释，跟其他青铜器一样，它本是光亮的金色，但一般的青铜器经过长时间氧化后，表面会有铜绿；史墙盘这种乌黑，应该是铸造之时进行表面处理、形成致密氧化层后的效果，既呈现了黑色，也能防止进一步氧化。可见对于青铜器表面处理当时已经很成熟了。圈足，双附耳，腹饰垂冠长尾凤纹，圈足饰窃曲纹，均用细雷纹衬底，整体造型和纹饰，虽非妍巧夺目，倒也沉着轩敞。特点在于其盘中铭文，多达二百八十四个字，系一九四九年以后发现的铭文字数最多的青铜礼器。盘本为食器，功能跟现在差不多，但使用功能以外，史墙盘被赋予了铭文叙事、家国天下的史诗风流。品读这段文字，我们很容易浮现出这样一种情景——

　　三千年前的某一个暮春时节，眼见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心情大好的西周史官墙，决定铸青铜盘以歌颂历代先王、纪念列祖列宗。墙乃商代望族微氏家族传人，其先祖被商王封在一个叫作“微”的地方，微氏家族因此世代显赫。商周易帜，墙作为商朝遗民，却依然受到周王重用，一方面也许是因为墙乃史官，续笔有方，可堪重用，另一方面也显出了周人对前贤的尊重、对文化的传袭。或许那天墙还小酌了几杯，微醺之下，信笔就写下了这些字。这篇铭文虽不及王羲之山上的神来之笔那般跌宕腾挪、文采风流，却也在隆重感恩之余，克制地表达了自己的满足和幸福，雍容有度，欣然会意，就算略去它的文献史料价值，也不失为好文章。

　　展厅里还有一个非常像玩具的宝贝：晋公盘。浅腹平底，口径四十厘米，奇巧的是，盘内星罗棋布龙、鸟、鱼、龟、蛙等圆雕动物，乌龟的头能伸缩，鸟嘴可以开合，所有动物都能原地做三百六十度转动。据称若以水注盘，水流冲击作用下小动物们都会翩翩起舞，浅浅一方铜盘，瞬间成为鸢飞鱼跃的春日胜景。晋公盘呈现了我国春秋时期青铜器的最高工艺水平。

　　两千六百多年前，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为大女儿孟姬铸造了这件嫁妆。盘内壁有铭文七处，每处三行，共一百八十三字。晋文公在铭文中追溯了晋国始祖唐叔虞、父亲晋献公的丰功伟绩，称颂了由自己开创的霸业，还写下了对女儿孟姬的祝愿，希望她嫁到楚国后，能够管理好家室，佐助晋国。如果没有这些字，我们或许只会单纯地把这个青铜盘当成一个类似水上游乐园的玩具，但恰恰就是这段铭文，在君威父慈、语重心长之外，展示了春秋时的气象和荣光，也暗喻了无奈和亲、一嫁永别的孟姬命运。可以说铭文所包含的信息量实在太大了。

　　不厌其详地进行不成熟的个人解读，我是有自己的用意的。首先，我想说明的是，相对于萃图成字的甲骨文，从甲骨文中走出来的金文，不再是单一的汉字，它们组词造句，腾挪跳跃，表意抒情，跌宕生姿，句式整齐，结构谨严，已经具备完整的文章形态。其句式多为四言，节奏铿锵，隐约已有《诗经》之风，从某种意义上讲，文章形态上的金文，可以视为古代散文、诗歌的源头。

　　其次，金文让汉字书写充满方圆流丽之美，让书法成为“书学”。“方者参之以圆，圆者参之以方”是史墙盘铭文书法的重要特点。圆而方正自婉，方而圆润通神。方圆转圜，风流高雅。这些特色在甲骨文中有一定的体现，但金文集大成、成系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文可以确定为汉字书法之滥觞。

　　其三，金文叙事要言不烦，简洁有力，表达精准，为修史述志确立了技术标准。以史墙盘铭文为例，六朝天子悉数记录，均择其要事点到为止，除了礼仪上的恭敬周到以外，几无闲笔。而关涉祖上面见周武王碰一鼻子灰之类的糗事，作为家族迁居的重要事件，却并没有放过，体现出史书的“实”“真”本质。因此是否可以说，金文为后世之修史熔铸出了铁面无私、春温秋肃的金石品质？

　　其四，从文本、书法、史学等各方面的价值来看，金文始终体现出对甲骨文的一脉相承，以及对当时的社会文化政治生活的高度概括。《尚书》中周公曾经说过，“惟殷先人，有典有册”，睿智如周公，依然推崇前朝的典册文明，说明其骨子里是非常愿意吸纳前朝文化而滋养、化育本朝国民的。事实上，周朝不仅产生了像《诗经》这样具有开创性的伟大作品，其昌盛开明又孕育了后世-春秋时代的思想狂欢和巅峰笔意，笔笔都有由来，而“笔墨当随时代”，金文时时处处体现出一种继往开来、礼序乾坤的壮丽英姿。

　　有人说是长城，有人说是都江堰。但照我看来，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工程，是统一文字。

　　统一文字，相当于建立整个国家的精神长城、精神都江堰。没有统一的文字，巍峨险峻的长城随时可能会坍塌毁坏，导泻自如的都江堰随时可能会一片汪洋让天府之国重返泽国；没有统一的文字，群雄逐鹿血流成河的诸侯争霸大战将轮番上演，江山易帜频仍，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没有统一的文字，各部族之间将难以相互交流，没有共识，只能互为虎狼，弱肉强食；没有统一的文字，就没有统一的国家，即便短暂统一了，国家也一定会迅速分裂……

　　文字，只有统一的文字，才是国家的黏合剂，只有同胞的手足情，才是颠扑不破、割舍不了的民族基因和生命血缘。

　　这就不得不说到著名的秦始皇二十六年铜诏版，又称秦诏版，长十点八厘米，宽六点八厘米，厚零点三厘米，重一百五十克。作为出土地镇原县博物馆镇馆之宝，它一直秘不借人。“汉字中国”特展组委会用诚心打动了主人，我们这些观众才有幸在成都见到它。

　　公元前二二一年是开天辟地的一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登基称帝。也正是这一年，为统一度量衡，秦诏版问世，五行四十字，字体为秦篆（小篆），青铜铸造，诏文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意思是说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百姓安居乐业，于是立称号为皇帝，并下诏书给丞相隗状、王绾，把全国混乱不清的法律、度量和各种制度都统一起来。

　　诏书，是秦始皇首创的一种法律形式，即以皇帝的最高权威发布命令。这枚诏版为研究秦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秦统一文字和度量衡提供了翔实的物证。诏版上的文字正是秦统一文字的见证，也是统一文字后颁布统一度量衡的通用公文法令。

　　这道诏令信息密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诏令使用的字体，不是之前流行中原大地的大篆字体，而是秦始皇强令推行的小篆。也就是说，在统一度量衡之前，秦始皇已经官宣了统一汉字的诏令，且在随后的法律文书中，规范地使用了小篆。相对于大篆的繁复错杂、写法众多，小篆更简洁流畅，更便于书写。统一汉字的根本目的在于确立唯一的书写规范，整肃前朝各诸侯国“十里不同声，百里字有异”的混乱局面，让“书同文字”不仅成为一种文化自觉，更成为一种刚性要求。可以想见，先秦遗民的痛感和耻感会有多么强烈，“国家”破碎了，连祖上传下来的文字都不让用了。好在那个时代，识字的人多集中于王公贵族，数量并不多，在咄咄逼人的秦始皇面前，他们是很难形成抗衡联盟的。从现在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看，强制性地消灭地域文化的做法，似乎粗暴而武断，但是从当时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来讲，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让“以法度治国”成为一种可能，确实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治国理念，是大秦帝国开启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治理的核心国策、不二圭臬。

　　秦始皇二十六年铜诏版上面的小篆，应该出自李斯之笔。在统一汉字的过程中，丞相李斯功不可没。不仅是统一汉字，在秦王朝建立、中兴、灭亡的全过程中，李斯都是绕不过去的人物，可以说，没有李斯，可能就没有秦王朝，即便有了秦王朝，那么这个王朝的历史也会重写。所以很多人说，之于秦王朝，“成也李斯，败也李斯”。李斯不是秦国人，原本只是嬴政家的一个门客，在主人清理门户的时候，他写下了名传千古的《谏逐客书》，赢得主人青睐。凭借对时局的精准判断，他擘画出了离间六国、一统天下的蓝图，戏剧性地激发嬴政雄霸天下的野心。嬴政称帝后他忠君恪职，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大事，遗憾的是他默许篡改了秦始皇的遗诏，扶持胡亥登基，却并没有迎来他所期望的荣华富贵，最终被胡亥下令腰斩。李斯跌宕起伏的命运，特别是其最后的不得善终，每每让人扼腕叹息、黯然神伤，但是其“不朽”与“尊贵”，已经超越了历史上的大部分帝王和历史文化名人。他死了两千多年以后，有一个叫鲁迅的文化人啧啧两叹：

　　前者说李斯文章好，孤篇压全秦；后者说李斯书法好，是汉晋书法的鼻祖。鲁迅何其高傲，但对李斯的推崇，溢于言表。历代学人对前贤的态度，往往最能反映历史观、审美态度和学识水平，在文学、史学、美术学等领域都卓成大家的鲁迅，面对所涉领域比自己还开阔雄浑得多的李斯，由衷生发敬意，并不让人意外。即便不算在政治、军事方面的成就，李斯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作为，亦彪炳史册，影响至今。在我看来，李斯最重要的贡献是协助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并亲自书写了《仓颉篇》七章作为标准秦篆示范全国，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名实姓的书法家。

　　我始终对标准的确立者充满敬意，因为标准意味着沧海横流下的万水朝东，意味着众声喧哗下的正音铿锵。没有标准就没有凝聚，就没有共识，就没有思想，也就没有审美；只有树立了标准，世间万物才可以被量化、评价，并在规模化复制的基础上驶入发展快车道——哪怕只是一个临时的、过渡的、粗陋的、亟须完善的甚至只是作为批评质疑靶子的标准。

　　标准就是度量衡。大秦帝国开创之初，文字的度量衡就是李斯书写的小篆。《仓颉篇》以降，《峄山碑》是更广为人知的小篆摹写范本。

　　眼前的《峄山碑》由三个竖立条幅拓本并排镶嵌而成，有两幅下方已经漫漶成片不可辨识，而上方字迹清晰，历历如睹原石。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在称帝两年之后，首次远巡自家领土，跋山涉水，风尘仆仆，登临山东登陶县峄山之后，万里入胸怀，荡胸生层云，心情大好，陡生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寿的豪迈感，遂令同行者李斯树碑铭志。作文写字对李斯当然是小菜一碟，稍加沉吟，笔下生风，很快这篇歌颂皇帝统一天下、废分封、立郡县的功绩的碑文就写成了。碑文的文献价值也是有的，但书法的艺术价值和树碑立传的社会价值却是更重要的。后来人称此书“画如铁石，字若飞动”，结体稳健，法度谨严。在我看来，《峄山碑》的主要特色还是匀称遒劲，像是一个个谦卑恭谨的臣子，拱手肃立，静候皇上召见。所以，如果说小篆之神韵气度为铁画银钩的线条的话，那么线条之静里风雷正是王者威权。

　　问题来了：铭文刻碑到底是不是秦始皇的原创？早于秦始皇，南岳衡山之峰壁上刻有九行七十七个字，一般被认为是最早的铭刻，据传是大禹完成治水大业之后留下的。但大禹到底是人是神，还存在争议，故衡山石刻到底产于什么时期，也就成了悬案。我个人倾向于认为秦始皇乃石刻碑铭的开山鼻祖，在完成山河统一大业之后，他那从四肢百骸中涌冒出来的自我意识，亟须走出逼仄的宫廷，走向广袤的山河，并通过他所钦定的文字形态，宣示主权，睥睨群山，与宇宙共宽大，与日月共光辉，与山川风物共鸣同舞。

　　峄山刻碑之后，秦始皇又在登临泰山之际，命李斯在泰山摩崖之上，留下了一百四十四字的《泰山刻石》。这次的字不再是写在碑上，而是刻在接天壤地的摩崖石壁之上，当然，字体也更大，一个字大概就有现代的魔方那么大。这是中国文字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汉字终于从甲骨、青铜器物等逼仄阴暗的方寸之间走了出来，从苔米之小走向了牡丹之大，从精微妙趣走向了磅礴盛大，从秘志家史走向了国家叙事。想来还是很有意思，春秋时期孔子“登东山（峄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以视野的开阔坚定其化育天下的决心，两三百年后始皇帝循迹访古，以铭碑刻石的方式，再一次将“小天下”的豪迈情怀演绎得淋漓尽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目之所遇耳之所闻者就是主人，但是一定有一种方式可以标注我所看到的我所拥有的壮丽江山，那就是将“我”锲进石头，与时光对抗，与天地交合——是的，撒字成兵，聚字成国，刻字为史，一代枭雄秦始皇，已经不满足于对其治下的江山的短暂拥有，他正是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完成对大好河山的永久命名。

　　霸主情怀，群山回响。在峄山碑和泰山刻石之后，秦始皇还令李斯留下了琅琊石刻和会稽石刻，虽然经两千多年的风雨磨蚀，这些石刻上的文字大多被损毁湮没，但是毕竟有一些文字，伴随着始皇帝东巡的脚步，伴随着“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史实，被高保真地流传下来了，是为信史。何为信史？信史就是有文字记录且能为多方史料（含其他典籍文献等）佐证的历史。当然，秦始皇、李斯刻石铭碑的意义，还在于他们开创了民间的或者说是书法史上的刻石风尚。秦代以降，摩崖刻字为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竞相效仿，而从书法的角度来看，那些石头上的字大抵也是写得不错的，所以王土所辖之名山大川、古迹名胜，无不成为永不落幕的大自然的书法博物馆，但凡你定睛细看，立刻会血脉偾张。嘘，小声一点儿，历代群贤都在这里较劲呢。而他们在历史上的声名，又使得他们的刻石笔记，为其碑石所在的山河增辉生色，成为后人登临此地探幽寻古的重要原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秦始皇、李斯也可能无意中首开了自然风光的人文内涵挖掘先河，山川草木因为历代名人活动而被赋予特殊审美价值。“江山多胜迹，我辈复登临。”“今之视古，亦犹后之视今也。”其实说的都是这个道理。今天我们说的所谓风光，有自然风光、人文风光之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定的世界遗产，也分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几类。对山水的热爱与趋附，是历代中国文人的共同信仰，一旦涉足山水，免不了要应山和水、共情共振，诗词文章和墨宝石刻往往就成了标配。比如说泰山，单纯看地貌地质，并不险峻高峭，可以说风光不过尔尔，乏善可陈，古人之“小天下”“生层云”的喟叹，确实拘囿于他们的见识阅历，对于今人来说太小儿科了。但正是这些古人的名句和题字，让泰山成为生生不息的墨宝汇聚地、才思竞技台。不是嫌泰山太矮吗？随便甩出几个先贤名字，你立刻就变成蝼蚁了，始悟“山高人为峰”是硬道理。泰山上的台阶亭榭可能被损毁甚至消失，但泰山摩崖或碑石上的字迹却永远地保留了下来-物质形态的字迹可能会漫漶磨蚀，但是这些字迹早已被后人以拓印的方式保留了下来，而历代名人的诗词歌赋，当然就更从容地名垂千古了。山水启迪了文人们的灵感，文人们则贯注山水以灵魂，其间的媒介，就是文字。秦代以后历代文人都习惯于到处派送自己的文字，高山险峰、大江大河、断壁残垣、亭台楼榭，但凡可以题字之处，他们总能让这些地方柔化为最美好的宣纸，他们书写、签名、盖章、确权。文字让每一个使用文字的人成为国王，指点江山，擘画蓝图；文字更让一部分精妙使用它的人成为超级国王，因为他们的文字拓展了国土的疆域，以之为中心，近悦远来，无远弗届。文字与自然相砥砺，可以不朽；文字与时代相激荡，内圣外王。

　　秦始皇首次东巡九年以后溘然长逝，秦二世执政几年后秦朝就灭亡了。这个巍峨强大、睥睨宇内、固若金汤、不可一世的超级王朝只存续了十五年！秦始皇后期一直致力于炼丹求仙以求长生不老，但是显然不朽的生命不属于任何尘身肉体，好在秦王朝获得了另外一层意义上的不朽，那就是秦王朝统一文字、改良文字（秦篆隶化）之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脉赓续和精神传承。

　　眼前的这支笔，就是大名鼎鼎的“白马作”毛笔，一九七二年出土于甘肃武威一座东汉中期的墓葬。这支笔与我们现在通用的毛笔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竹质笔杆，长度盈尺，笔头饱满，软硬毛兼用，据称刚柔并济，富有弹性，适于在简牍上书写。笔杆中部有篆体“白马作”三字。“白马”是制作工匠的名字。想来“白马”应是当时的一位能工巧匠。把工匠名字刻上商品的做法很好，可以大大提升工匠的敬业精神，也让工艺质量责任化、可追溯，没想到两千多年前古人就已经有了品牌意识、责任意识。也许正是因为当年的匠心专营，让毛笔工艺两千多年来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了。

　　事实上，此前毛笔的发展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民间一直有“恬笔伦纸”的说法，意思就是蒙恬发明的笔，蔡伦发明的纸。蒙恬就是秦始皇时期攻打匈奴的威武大将军，秦始皇临终时嘱托李斯，让蒙恬辅佐扶苏继位，但李斯出于对自己地位的考量，篡改遗诏，扶持胡亥继位，是为秦二世。如果扶苏顺利继位，秦朝是不是能威风浩荡存续多年？李斯是不是反而会免遭被赐死？历史不容假设，我感到特别有意思的是，为什么传说中是武将蒙恬造笔，而不是翰墨高手李斯造笔呢？比较靠谱的说法是，蒙恬戎马倥偬，以刻字的方式向秦始皇报告军事要情，多有不便，一次在狩猎后取猎物毛毫书写，效果非常好。“蒙恬始做秦笔，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谓语之“苍毫＇”，蒙恬也就此被称为“笔祖”。但笔肯定不是蒙恬发明的。距今六七千年的西安半坡彩陶上的人面纹、鱼纹等图案，一定是先民们用类似毛笔的工具画上去的；而被公认为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那支毛笔，则诞生于战国时期。将“笔祖”冠冕施与大将军蒙恬，我认为可以视为后人对他的一种特殊缅怀和致敬：威武将军，左手长枪，右手毛笔，硬能杀敌，软能怀柔，软硬兼施，佑我华夏。

　　毛笔虽然不是蒙恬发明的，但毛笔在竹简木牍上的大量使用，在秦朝达到高潮。展厅里的里耶秦简不大为人关注，正好给了我一个驻足凝视的机会。

　　二00二年湖南龙山出土里耶秦简，带给当时考古人员的震惊是迷醉眩晕式的。多达三万八千余枚木牍上，隶体毛笔墨书字数达到惊人的十万余字，内容涉及从始皇帝到秦二世十五年间的典章制度、行政设置、军事动态、民族关系、当地水文等多个领域，被誉为研究秦代的“百科全书”。那是人们第一次看见那么多的汉字，那些密密麻麻灿若星辰涛走云飞般的汉字形成了一个又一个黑洞般的旋涡，逼得人们在狂喜的眩晕里分学科、打标签：文字学、书法学、历史学、人文学、法律学、政治学……而每一个学科又可以分为若干子学科……

　　这是一次壮丽的汇聚，是中国文字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的必然会师；这是一场盛大的交响，是中国文字在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发展历程之后的齐声合奏；这是一次隆重的宣示，是中国文字在即将迎来全民检阅之前的严阵集结；这是一场笔墨的狂欢，是中国文字在书体基本成熟之前的审美告白；这是一场文化的盛典，是中国文字在文化生成、文明构建之中的华丽亮相。

　　特别需要注意的有两点，一是里耶秦简是毛笔在规范的木牍上写字志史，二是所用字体，并不是秦始皇统一的字体小篆，而是更简便易写的隶书，甚至是草隶书。这说明，冲破了甲骨、青铜器、石头等坚硬器物的束缚，以轻量化、易操作为追求的文字技术革命，再一次取得重大突破。

　　然后就是下一次的石破天惊：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秦始皇执政时据说每天批阅的奏疏重达一百二十斤，木牍竹简虽然是对石器青铜器等文字载体的轻量化迭代，毕竟还是体力活儿，所以有人开玩笑地说秦始皇是被奏章给累死的。东汉蔡伦在多年试验的基础上，萃取植物精华，发明了纸张。如果没有纸张，世界将会怎样？西方出版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一百名人排行榜》，蔡伦荣列第七位，编选者盛赞其“以纸的发明，成为改变世界面貌特别是世界文化面貌的第一位伟大的中国发明家”。身为宦官而不坠青云之志，千淘万漉却尽显工匠精神，纸的发明让人类文明得以凝聚、显影、光大和互鉴，造纸术迅速风靡全国并远播海外，成为世界上最主流、最先进的文字载体。

　　敦煌莫高窟出土的李翰自注《蒙求》抄本也来到了展厅，给了我意外惊喜，也让我感到分外沉重。唐代李翰的《蒙求》是一部“列古人言行美恶，参之声律，以授幼童”的童蒙教育书籍，唐代以降，广泛使用，影响深远。但是此书原著失传已久。敦煌本《蒙求》是存世最早的《蒙求》抄本，抄写年代为晚唐五代时期，对于考察古代教育教学等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讲解员介绍，敦煌抄本《蒙求》共计三件，本件由敦煌研究院收藏，另外的则被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

　　悸痛涌上心头。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穿着破烂棉袍的道士，他叫王圆箓，清朝光绪年间担任敦煌莫高窟当家人，经他之手，一拨儿又一拨儿的外国人把洞窟里的宝贝一车一车地拉走。我们发明纸张，为世界记录历史，而关于敦煌经卷被外国人买走的种种记录，却让我们蒙羞受辱、捶胸顿足。驼铃声远，一个民族的暗伤隐隐作痛。

　　唐朝的雕版印刷术脱胎于拓片、印章等传统技艺，北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印刷术一向被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石，它让书籍得以传播，让信息得以传递，让文化得以传承。印刷术发明前，据说包括贵族在内的九成欧洲人都是文盲，因为一本《圣经》就需要用一千张小羊皮制作，书籍制作成本实在太高昂了。印刷术的意义在于，以之为羽翼，文字、文化以批量化、规范化、速度化的方式迅速进入社会生活各个角落，让以文化人、普惠天下成为现实。

　　造纸术和印刷术不胫而走，迅速从中原王朝传播到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专门设置了印刷机构。我在展厅看到的西夏文印本《三才杂字》残片为楷书，文字工整秀丽，用通俗易懂的讲故事方法，宣扬西夏社会的道德规范和儒家的学说、思想。在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加持下，汉字让辽阔的华夏大地，呈现出更加开阔、瑰丽而多元的景深。

　　汉字的荣光还曾照耀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一些国家在历史上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曾以汉字为官方文字，发展出了自身的民族语言和文化。《安南志略》就用汉字记录了越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历史。作者黎則，原是越南陈朝人，后归化元朝，获授官职。黎崱晚年写成的该书是现存较早的一部越南历史典籍，以汉文编撰，内容包括越南古代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多个方面。展厅里的另外一个文物《日本书纪》是日本留传最早的正史，系日本明治三年文海堂刻本，原名《日本纪》。全书用汉字和万叶假名写成，采用编年体，共三十卷。

　　这些泛黄的纸张不会说话，这些漫漶不清的文字不会说话，但是我分明听到了黄钟大吕般的声音：无需自卑，且往前行！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汉字受到史无前例的质疑，国力的羸弱、科技的落后，原因被归结于汉字乃非拼音文字，天生不具备丝滑地融入世界文明的基因，因此，“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打倒汉字，再造中华”，此类言论甚嚣尘上。但是，甲骨文的惊天问世，让面红筋青呐喊着要消灭汉字的先锋们惊出一身冷汗：三四千年都活过来了，难不成真要消亡于我辈之手？

　　或许，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里的那些祖籍中国的宝贝们也在着急：难道我们的价值，仅仅只能被白肤色、蓝眼睛、黄头发的人看见吗？

　　好在，风行草偃，尘埃落定，中国的汉字，连同与其相亲相爱的纸张、印刷，以细流涓滴之功，越来越凝聚成中华民族的美学尊严，谁也不能忽视，更不敢妄言“消灭”。

　　“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自开展起，全国的平面媒体和新媒体都在连篇累牍进行报道。从开展盛况到观众反应，从专家解读到策展人告白，从观展指南到线上直播，从文物点击到文物讲座，可以说是不厌其详，三百六十度无死角聚焦。受众也非常享受媒体的信息服务，很多新媒体产品获得了高流量高点击率，有些甚至成了10万＋的爆款。

　　现场观展的市民不惮高温、不惧长队，雀跃地拥进博物馆。据称，截至七月十日，也就是开展一个月，观展群众已经突破三十万人，相当一部分是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盛况空前的文物特展。这也是一个让我特别激动的文物特展。记得在观展现场，我一次一次被文物打动、征服，一次一次命令自己：写下来！写下来！立即！马上！.

　　但我并没有立即动笔。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在思考这样两个问题：文物特展缘何火爆全国？古老汉字何以征服青年？

　　汉字，是所有中国人的故乡。卷帙浩繁的图书典籍是我们的精神滋养，那都是由汉字写成的。绸缪宛转、钩沉索隐中忽然掩卷有得，妙思如泉，且用汉字一一记载。历经沧海，

　　学富五车，述而不作不如捉笔成趣；自在生活，我行我素，行云流水哪比笔下生花。汉字是我们阅读、思考、记录、交流的工具，不管你在地球上哪一个角落，不管你是国王还是平民，不管你在何朝何代，不管你是耄耋老人还是黄口小儿，汉字都是我们唯一的故乡——见字如面，见字返乡，见字心安，见字认亲。

　　汉字，是中国艺术的故乡。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发展成为书法艺术的通用文字，绵里裹铁匀称丝滑的秦篆线条至今令人迷醉，劲舞狂飙如崩浪惊涛般的草书华章在谁的眼里都是交响，正大庄严如塔峰威峙的楷书美学是端庄澄澈清简相尚，尺牍之内烟波万状的行书小品如走马锦城风过稻浪……汉字书法之美，指腕之间笙箫夹鼓琴瑟间钟，点线之间风雷生焉仙境存焉，枯润之间生动滋蔓灵秀扑面，方圆之间乾坤井然气象万千。

　　汉字，是中国精神的故乡。横平竖直，顶天立地，这是汉字的基本结构；颜精柳骨，为国为民，这是汉字的基本内涵；内圆外方，正气充盈，这是汉字的基本规范；人言为信，止戈为武，这是汉字的基本旨归。爱国敬业、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热爱和平，数千年汉字源远流长，培育和生成了独特而璀璨的中国精神和全民族共同价值观。滥觞成瀛海，汉字见精神，这是对全体中国人的基因确认和人性导航，汉字不灭，中国精神永存。

　　是的，汉字是工具、是艺术、是精神，汉字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我们的目之所遇、耳之所闻、身之所趋、心之所往，是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我们的血缘、胎记、肤色和眼神，是我们的空气、粮食、花朵和大地，是我们的朋友、邻居和家人，是我们的规则、道德、法律和课堂，是我们全部的生活、美感、价值和幸福。

　　同时，汉字还是所有中国人的眼。是的，汉字根本不是外在客体，它就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甚至是身体的全部，是手足眼目，是心肝脾肺。

　　作为中国人，我们可以永远无限制地使用汉字，而不需要支付任何版税，这是一种何其巨大的幸福——只是我们很多人身在福中不知福罢了。

　　当然，越来越多的人感知到自己的幸福了-比如前往博物馆看展的那么多观众-虽然他们还没有完全把这种幸福同汉字联系在一起。

　　我们互相凝视，我们对视，我突然醒悟：观展，不就是溯源吗？而所有的溯本求源，不就是认祖归宗吗？

　　要表达自己的震撼和激动，要告诉自己，生活在汉字中，我们是光荣的、幸运的。

　　最大的震撼，是发现贾湖遗址龟甲上那只八千年前的眼睛。我的凝视，比王懿荣凝视龟甲上的刻画符号，晚了一百二十多年，但我凝视的这只龟甲，比王懿荣凝视的龟甲，年龄大了将近五千岁。所以当我发现贾湖龟甲上的眼睛凝视我的时候，我感到那不仅是一只眼睛，它很可能是中国汉字的源头和渡口。

　　在贾湖遗址龟甲上神秘之眼的凝视下，八千年来，汉字与中华文明相互生发、相互成就，一直在继承和创新的洪流中浩荡前行，始终未曾中断，成为世界上唯一流畅使用超过五千年的文字、唯一的非拼音文字，也是唯一可以用现代输入方法在电子终端随心使用的古文字。

　　在贾湖遗址龟甲神秘之眼的凝视下，八千年来，先民们“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发明刻画符号，以类万物之情；殷商人问卜于龟甲，形成东亚地区最早的成熟文字；周人引甲骨文于青铜之上，熔铸成礼乐盛世的皇皇华章；秦代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开辟汉字统一背景下的大秦盛世；汉魏以降，应流通传播之需，隶草行楷粉墨登场，造纸印刷惊天问世，汉字凝聚共识，表达美感，增进对外交流，促进民族融合，砥砺滋养中华文明，影响世界文明进程。

　　在贾湖遗址龟甲神秘之眼的凝视下，八千年来，汉字培育和浸润华夏民族精神、哲学思想、审美体系，一代代使用毛笔的中国文人厚植家国情怀、致力强国梦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翰墨一方开新境，弱笔万支铸长城，凝聚中国精神，挺立中国脊梁。

　　在贾湖遗址龟甲神秘之眼的凝视下，八千年来，汉字以及与其相互生发、相互成就的中华文明，代代承续尽现连续性，革故鼎新尽现创新性，民族交融尽现统一性，兼收并蓄尽现包容性，天下一家尽现和平性。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滋养着中华儿女的文化自信，也构建着继往开来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在贾湖遗址龟甲神秘之眼的凝视下，我也凝视着它。作为一个对视者，我接收到了那来自新石器时代的欣慰和问候。

　　每一件文物都是一个对视者。我想，它们都可能会感到欣慰，我们没有把它们弄丢，更重要的是，我们越来越坚定地认为，它们会越来越美。而在它们的凝视和辉映下，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世界，也会越来越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