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周刊11月29日刊发题为《吃掉地球》的文章，作者是乔尔·伯恩。文章指出全球食物贸易增长在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也存在风险。文章编译如下：

　　今天早饭我吃的是爱尔兰的燕麦片，麦片中加了哥斯达黎加的香蕉和巴西的糖，喝的咖啡由多种咖啡豆拼配而成，包含“埃塞俄比亚的芳香、苏门答腊的质朴、哥伦比亚的活力和洪都拉斯的巧克力风味”。然后，我给狗喂的狗粮含有很可能来自中国的海藻提取物，还有可能来自秘鲁的鱼油。

　　并不只有我和我的狗是这样。几十年来营养学者和环保人士一直告诫我们要“本土化饮食，全球化思维”，但人类整体的饮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国际化。10年前，全球约80%的人口生活在食物净进口国，此后这一比例有增无减。到2050年，全球一半以上人口赖以生存的能量可能产自大洋彼岸。

　　中东和北非的干旱国家目前是世界上进口依存度最高的，大多数国家主粮依靠进口。沙特及其海湾邻国90%的食物是进口而来。就连拥有肥沃农田的国家也是某些食物的主要进口国。英国脱欧前，国内需要的维生素C有44%靠进口香蕉提供，这样才能防范“宿敌”败血症。

　　全球食物贸易的增长带来巨大收益。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人口激增，吃饱却不成问题。这为食物生产国创造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出口收入；不适合食物生产或因遭受干旱、洪水而经常歉收的国家也获得粮食安全。从遥远地区进口的食物也让菜单更丰富、更有营养。

　　但最近研究凸显出，全球食物贸易也有代价。它对环境造成越来越大的破坏，并可能危及公众健康，例如有些国家获得了曾经稀缺或难以负担的红肉或超加工食品。食物贸易还越来越容易受到全球因素的干扰，食物价格因此飙升，新冠疫情期间的食物短缺充分说明这一点。

　　德国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慕尼黑大学研究全球食物贸易的玛丽亚内拉·法德说：“我认为这场疫情敲响了社会警钟。过去几十年从没经历过任何形式供应短缺的富裕国家突然遭遇供应减少。这引发种种讨论：我们想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进口？而且到底依赖什么？”

　　世界生产的所有食物中约四分之一是投入国际市场交易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估算，2024年全球粮食进口费用将突破2万亿美元。

　　约瑟夫·格劳伯曾任美国农业部首席经济学家，现任美国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说这种大幅增长有两大推动力。一个是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帮助消除贸易壁垒，于是各国政府逐步减少国家粮食储备。另一个是中国2001年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几乎一夜之间成为世界最大食物进口国之一，进口的产品来自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和美国等国。格劳伯说：“(中国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全球贸易中70%左右的大豆流向中国。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这种真正的主导作用。”

　　美国“经济复杂性观察站”组织是一家收集和发布全球贸易数据的非营利性机构，该机构首席经济学家吉尔伯托·加西亚-巴斯克斯说，全球食物出口集中在较少数高效的生产国，这是好事，前提是这种模式奏效。支持农业贸易自由化的一个典型主张是，让各国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种自己种得最好的作物。反例是，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中期，沙特为浇灌干渴的小麦、玉米和苜蓿，抽干了近80%的化石含水层。

　　但是，随着“面包篮”数量减少，在篮子中放置的鸡蛋越多，风险就越大。加西亚-巴斯克斯说：“例如，全球交易的食物中有四分之一左右来自美国出口，其中80%产自少数几个州——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华盛顿、得克萨斯。一旦这些州出现干旱，全世界都会遭殃。”

　　他说，事实上食物供应链现在非常紧张，任何干扰都可能导致价格螺旋式上升，无论是主产区干旱、船只在苏伊士运河受阻，还是战争。2022年3月，也就是俄乌冲突爆发一个月后，全球食物价格创下历史新高。加西亚-巴斯克斯说：“全球小麦出口中大约30%到40%来自这两个国家，好几个国家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然而在格劳伯看来，乌克兰战争显示了贸易体系的韧性。他说：“开始的两到三个月价格处于纪录高位。但到2022年仲夏，其他国家加快出口，市场上有了很多小麦。”澳大利亚和印度都有富余小麦出售，高昂的价格也刺激了巴西出口。他说，截至当年底，小麦价格已低于冲突前水平。

　　食物贸易对地球的影响也令人担忧。出口国为满足国外需求，往往付出沉重的环境代价。

　　在巴西，亚马孙雨林和塞拉杜热带草原大片消失，开发为生产牛肉和大豆的牧场和农田。全球交易的多种热带水果以及一半的菠萝产自哥斯达黎加，但现在当地每公顷农田使用的杀虫剂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牲畜、化肥、运输和林地转农田累计占到全球碳排放量的三分之一。

　　英国牛津大学环境变化研究所研究员马尔科·施普林曼说，对人类健康而言，全球食物贸易是把双刃剑。他说：“看看人类的死亡原因，最大原因之一实际只是吃错东西。”施普林曼及其同事在《自然-食品》杂志2023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指出，全球食物贸易的总体影响是积极的，进口的水果、蔬菜、豆类和坚果每年让全球死亡人数减少140万。但研究人员估算，红肉贸易让全球死亡人数增加约15万，因为红肉与糖尿病、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相关。这些慢性病也加重进口国医疗系统的负担。

　　施普林曼说，把红肉作为主要出口商品的国家(包括德国、丹麦、爱尔兰和美国)“基本上是在出口疾病”。他还说，未来的贸易协定应该考虑到这些影响，“没有道理对那些让我们不健康的食物降低关税”。

　　预计对肉类的需求将继续增长，部分原因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持续增长，会有更多人买得起肉。对食物的总体需求也会继续增长，因为地球人口将继续增长，直到本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峰值。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包括气温上升和降水变化)很可能导致产量降低、不稳定性增加。因此，全球食物体系不仅会变得更庞大、更复杂，还会更脆弱。

　　粮食与气候系统转型联盟由全球20个研究机构和利益攸关团体组成，正试图帮助各国预测越来越严峻的食物安全风险。第一个项目是编制显示2050年前各国食物脆弱性的全球指数，其依据是对全球生产和需求的预测，以及价格飙升、气候变化和地缘政治可能如何影响供需。该指数拟于2025年发布，旨在帮助决策者了解潜在威胁，采取措施加强本国韧性。这可能需要新建港口、粮食储运设施，或增加国内生产。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气候、食物和水问题专家肯尼思·斯切佩克协助编制这一指数，他说：“食物贸易是相互关联的全球活动，因为金融市场、地缘政治、气候以及堵在苏伊士运河的船只而相互关联。如果决策者没有意识到这种相互关联，就会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法德说，各国必须迅速适应供应链冲击，或许还应开始提出一些棘手问题。她说：“我们在吃什么，需要吃多少，什么是健康的、什么不健康。我们怎样生产，生产多大程度上可持续，在哪里生产，生产效率如何。但说到底，对一个国家来说答案很简单：要么进口，要么自己增加产量。”

　　她说，甚至要学会放弃。“早上不喝咖啡会非常烦躁，但不会死，对吧？”（编译/张熠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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